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里关于孝道、关于人生的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有许多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初步提炼出传统思想对于构建当代中国老龄化理论的两个价值。传统思想认为子女对老人的赡养，物质层面的温饱只是最基本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色养”，重视老人精神层面的愉悦，让老人感受到儿女的尊重、尊敬，让老人的面容神色充满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安心舒心。《论语·为政》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是说，如果子女仅仅以衣食赡养老人，那么和犬马并没有本质区别，子女必须以“敬”的心态指导自己赡养老人的各种行为，才能真正和“犬马”区分开来，称之为“人”。《礼记·内则》载：“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终。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这就是说，子女赡养父母，最重要的是让父母身心愉悦，“乐其心”，如此才能称得上“孝子”。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思想存在很多误读，许多学者文人有意无意地突出传统伦理关系的单向性、强制性，比如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妇，似乎君、父、夫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可以对臣、子、妇任意妄为，而臣、子、妇只能无条件顺从。其实传统思想的真相绝非如此，君、父、夫虽然具有较高的地位和权威，但同样对其有严格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礼记·礼运》明确指出：“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荀子·王制》则说：“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长宽之谓和。”虽然在具体文字上不尽相同，但对于伦理关系的双方都给予了规范要求，而不是单方面的压制和强迫。从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来说，传统思想并不是单方面强调子女对父母的顺从顺服，也强调了父母自身应具有的严格规范。孟子认为父亲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重视信用，注重家庭责任和义务，“父子不信，则家道不睦。”（《孟子·尽心上》）《荀子·解蔽》则说：“养子不教，犹如禽兽。”对于父母不承担教育子女的职责，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如果父母犯了错误，子女并不因为其具有更高的权威而只能委屈顺从，而是应该如孔子所说，“事父母几谏”，以委婉、暗示的方式规劝、建议父母认识改正错误。《孝经·谏争章》也有记载:“曾子问于孔子: 子不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对此态度坚决:“是何言语! ……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 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这足以清楚说明，孔子是反对盲目服从父母的，子女应该做一个“争子”，才能让父母避免陷于不义的陷阱，相比于“不争于父”的盲从，敢做“争子”才是真正的孝。这对于当今社会的启示相当宝贵，在长期以来普遍宣传尊老爱老的社会环境下，也应该为老人群体树立起道德规范，因为老人的尊严除了社会给予，也要靠自己争取和保障。应该教导每个老人都争做一个值得晚辈发自内心尊重的老人，摒弃“为老不尊”的行为和现象，这对于促进家庭和谐、解决代际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许多老人在退休后失去了原有的众多社交关系，精神世界陷入空虚，而中国传统思想充满对家国情怀和理想人格的追求，不仅可以丰富老人的精神世界，更能够给予老人晚年生活以目标感，让人生的下半程充实而有意义。
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特征是将个人层面的生活融入宏大的整体世界范畴，最典型的表达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渺小的个人与宏大的天下联系起来，赋予个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以崇高的价值感和终极的目标感。在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个体生活和国家整体再一次迎来同进退共命运的关口。人口规模高达数亿的中国老人不应该被排斥或被忽视于这个进程之外，他们身体仍然硬朗、闲暇时间十分充裕，正可以各种普通人的方式投身这个伟大进程。比如参与各种志愿服务，如社区育儿育幼、街道治安联防、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虽然看似都是日常生活里的小事，但同样也是为社会排忧解难，是无数个普通人为伟大进程奋斗的凡人小事，是个体生命融入国家命运历史长河的涛涛向前。引导中国老人的晚年生活融入到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去，给予他们的不仅仅是唱红歌、做志愿者这些“小事”，更让他们获得强大的精神力量，让他们的晚年生活再一次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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