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数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数据——4063万。但4063万失能老人这个数据的真实含义是什么？4063万失能老人是不是全部都是完全不能行动、只能卧床接受照护的老人？4063万是不是真能说明失能老人具备庞大的市场潜力？为什么这个市场潜力在过去几年一直没有真正爆发出来？公开新闻提到：“根据全国老龄办、民政部、财政部2016年共同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大致4063万人”。 按此数据发布前的2015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2.22亿人推算，中国老人的失能率为18.30%；按2015年65岁及以上人口1.44亿推算，中国老人失能率为28.24%。许多机构和公司由此推算养老床位、护理服务、老年用品等各个细分市场的潜在规模，此后又衍生出中国有4400万失能老人这一数据，可能是根据上述4063万的数据线性外推所得。 但是，有多项调查统计显示，中国失能老人的数量可能显著低于上述数据。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占比为2.95%（参照后文分析，此处“生活不能自理”应指中度和重度失能老人，不包括轻度失能老人）。2017年6月《人口学刊》的论文《我国失能老人数量及其结构的定量预测分析》（作者景跃军、李涵、李元）测算，根据2011年北京大学“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得出的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的加权平均失能率为10.48%（加权平均轻度失能率6.99%，加权平均中度失能率为1.50%，加权平均重度失能率2.07%）。该研究测算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失能人口为1893万人，中、重度失能老人为709万人。据此推算，中国老人的失能率（包括轻度、中度、中度失能）2020年为7.45%（中、重度失能率2015年和2020年均为2.69%。） 2020年出版的《中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护多元主体融合研究》（曹信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1月）估算，2020年中国失能老人数量为2628万（包括轻度、中度、重度），其中中、重度失能老人为680万。据此推算，2020年中国老人失能率9.95%，中度、重度失能率为2.58%。 另外，再从单个城市的老人失能率看，可以与上述数据相互参照。 以老龄化走在全国前列的北京为例，2021年9月公布的《北京市养老服务专项规划（2021年-2035年）》中的“第51条 养老床位数缺口数计算方法”提到，近几次全市老年人状况抽查结果表明，北京老年人失能率为4.78%，中、重度失能率在其中占比70%，即中、重度失能老人在总体老人中占比3.35%。 再看另一个老龄化严重的城市上海，根据公开新闻，失能失智老人数量为63.65万人，按户籍常住老年人口算，上海老人失能率为14.6%；如果按常住老年人口算，失能率则为10.94%。 北京和上海两个老龄化严重、高龄老人占比较高的城市，失能率基本上能代表全国的高线水平。再看部分全国其他省市老人的失能率，基本都在北京、上海的水平上下浮动。 在《农村失能老人照护问题研究》一书中披露了一项山东省2015年的调查统计，在17669个调查样本中，60-69岁占56.92%，70-79岁占28.68%，80岁及以上占14.40%。其中完全自理的老人占89.30%，部分失能（半失能）老人占9.7%，完全失能老人占1%，失能、半失能老人合计10.7%。 大连市养老福利协会2013年《大连市老年人养老现状与服务需求调查报告》显示，大连市失能老人比例达到7.1%，轻度失能者占4.6%，中度失能者占0.5%，重度失能者占2%，合计7.1%；另外还有6.5%为潜在失能群体。 《河北社会发展报告（2021）》披露，2015年1%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汇总数据显示，河北省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失能率为3.07%。（推测应为中度、重度失能老人，不含轻度失能老人） 《老龄政策调研（2018）》一书收录了多个地方的失能老人数据。书中披露，云南省宾川县60岁以上老人57229人，失能老人1247人，据此计算失能率为2.18%（推测应为中度、重度失能老人，不含轻度失能老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截至2017年底，60周岁以上老年人22.13万人，失能失智老年人6408人，占3.56%。江西省万安县60岁以上人口4.06万人，失能老人1722人，据此计算失能率为4.24%。 综合上述来自地方一线的调研统计，老人总体上的失能率（包括轻度、中度、重度）在5%-11%之间，中度和重度失能率在1%-4之间，大部分集中在2-3%。 同时须注意到，东北和内陆的部分欠发达城市由于长期的年轻人口外流，高龄老人、失能老人的占比可能显著高出其他城市，但因为其人口总量有限，应该不会对全国整体的老人失能率水平造成较大的误差扰动。为什么上述数据在中国老人上差异如此之大？一组数据显示中国老人失能率在18.30%，失能老人数量高达4000多万，另一组数据则显示中国老人失能率至多11%，失能老人仅在2000万上下？ 导致各方调查统计对中国老人失能数据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可能一方面是由于调查所选取的老人样本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误差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各方选取的失能老人评定量表并不统一，量表之间对失能老人的评定标准松紧不一，故导致最终数据差异较大。 有学者对此做过专门分析，以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为基础，发现在三种不同量表的评定下，统计出的中国老人失能率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中国老龄社会的数据、事实与分析》）。在Katz量表下，2016年中国老人完全自理占比89.81%，部分自理占比为7.69%，失能占比为2.51%，部分自理和失能合计占比10.20%。 在Barthel指数评定量表下，2016年中国老人轻度失能为14.35%，中度失能为1.16%，重度失能为1.27%，总体失能率合计16.78%。 在CLASS问卷量表11项测量指标下，2016年中国老人轻度失能率为21.1%，中度失能为1.05%，重度失能为1.18%，总体失能率合计为23.33%。 可以看到，在Barthel和CLASS两种量表下的失能率分别为16.78%和23.33%，和前述中国4063万失能老人、失能率18.30%（基数为60岁及以上老人数量）或28.24%（基数为65岁及以上老人）的数据较为接近，而与Katz量表下10.20%的数据相差较远，说明不同量表对老人失能判定标准的松紧不同，是造成中国老人失能率差异的原因。 三种量表中，对老人失能判定最严格的当属Katz。Katz是应用最广泛的功能评价指数，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测定内容包括进食、穿衣、大小便控制、用厕、自主洗澡、床椅转移等6项。 Barthel指数（the Barthelindex of ADL)对老人失能判定的松紧程度应该处于中间。Barthel是在1965年由美国人Dorother Barthel及Floorence Mahney设计并制订的，是美国康复治疗机构常用的一种ADL评定方法。包括：进食、洗澡、修饰、穿衣、控制大便、控制小便、如厕、床椅转移、平地行走、上下楼梯等10项。与Katz相比，将控制大小便拆解成控制大便、控制小便两项，增加了修饰、平地行走、上下楼梯三项。 CLASS问卷量表未在公开渠道查到详细信息，可能是指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专门设计的量表。CLASS问卷量表中关于ADL状况的测量指标有11项，比严格的Katz量表6项指标丰富很多，增加了打电话、吃药等测量指标。 此外，还有一种更加宽松的“劳顿—布洛迪量表”，共设置14项评估指标，分为“日常生活身体活动能力量表”（Physic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PADL）和“日常生活利用工具能力量表”（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IADL），前者与Katz量表十分接近，为6项，即行走、洗澡、如厕、穿衣、进食、梳头刷牙；后者有8项，包括使用交通工具、购物、做家务、做饭、打电话、自理经济、服药、洗衣。 CLASS问卷量表和劳顿—布洛迪量表，将打电话乃至使用交通工具、购物、自理经济等广泛内容纳入评定范围，如果从对老人的关怀角度来说，当然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进步，让我们不仅仅关注老人生理层面的生活自理能力，更关注他们与社会连接的能力、与社会保持良性互动的能力。 但这样一种明显宽泛得多的失能判定标准，把许多生活能够自理但不会使用手机、不会网络购物的老人判定为轻度失能，从而大大扩大了“失能老人”的数量和比例。而使用手机、网络购物、理财等对老人尤其是低龄老人来说，是一项可以通过家人、社区、志愿者以及老年大学的培训而快速习得的技能，并不是像穿衣、洗澡、如厕、大小便、床椅转移这类由于身体机能下降而无法逆转的丧失的生活功能，更不会像真正的中度和重度老人那样，需要一系列专业的康复护理和产品配套。 前文之所以要将老人失能率进行轻度、中度、重度的划分，正是因为三种失能程度老人的健康需求、医护策略以及由此衍生的市场特性差异很大，对轻度失能老人应该加强康复锻炼，助其恢复身体活动能力，推迟中度、重度失能状态的来临；对中度失能老人在提供康复锻炼、推迟重度失能状态来临的同时，还需要加强生活辅助、失能护理和安全监测；对重度失能老人，重新返回健康状态的概率已经不大，应重点做好排便、压疮等高危环节护理，并且引入安宁疗护等临终关怀服务。 但宽松的失能老人评定量表得出“膨胀”的失能老人数据，对于企业和社会来说，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以为此种大大扩充的“失能老人”全部是那种卧床不起、生活起居都需要专人照料的重度失能老人，进而夸大中国失能老人对养老院、养老社区、康复辅具等的市场需求和行业规模，最终难免成为一场“需求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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