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余年时间里，老年人群体从最开始占总人口的7%，到2021年占到总人口的14.2%，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我国新增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000万，2023年将达到1408万。估算起来，2023年一年的新增老年人比2019、2020、2021年新增老年人总和还要多。而在未来，也就是2035年，根据预估，我国的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21%，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进程之下——从轻度到中度，乃至重度——意味着养老问题已经不仅仅只是关于个体家庭，而是整个社会所要共同面对的复杂问题。

老龄化并非只是简单的数字上的增长，它意味着人们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养老问题以及更多的家庭压力。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养老”出现了8次，而大量被讨论及关注的背后，显然是所有人在养老问题下共同的焦虑——到底该如何面对衰老？除了满足基本的生活外，体面、有尊严、幸福的康养生活又是否只能成为奢望？

2022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发布之后，老龄化、少子化等问题再次成为网络上的热议话题。而在陕西的七普数据里，西安人口为1295.29万人，而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9.2%（约为759.12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32%（约为526.66万人）。变老的人口以及变得更老的老年人背后，是陕西人、西安人的养老负担和肉眼可见的养老压力。

传统家庭养老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但上世纪80年代，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三口之家成为社会里最主要的结构单位，与此同时，多代同堂的家庭数量大幅减少。而这也将养老的问题丢给了全社会。

在上海和北京，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的一线城市，很早就提出了“9073”亦或“9064”等模式（90%老年人居家养老，7%或6%老年人依托社区养老，剩余3%或4%老年人机构养老）。究其原因，与居家养老在我国社会养老体系中占据的传统绝对地位有很大关系，因为居家养老是大多数长者的选择，他们需要更为熟悉的环境给予自身安全感。

一方面是不断呈上升趋势的老年人口比例，另一方面是并不能满足养老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体系。在国外，作为公共服务工作主要内容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被称为“社区照顾”。而在我国，当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政府、市场、家庭、以及非政府组织。

其中，政府作为养老保障制度的政策制定者，管理并监督实施过程，市场作为灵活的主体，充分发挥资源配置效率，由需求方按意志进行选择，从而提供多样化的服务。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公益组织，在养老服务中发挥着填补作用。至于家庭，则一直都是最直接也最基本的养老存在，因为这离不开国人对于“家庭”本位、情感关系以及孝文化的认同。

同时，长者对于社会提供的整体医疗健康水平、日常生活服务甚至于心理咨询等项目的需求和期望都会越来越高，这也对怎样更好地处理养老关系提出了挑战。

毕竟居家养老的目标不应简单停留在满足日常照护、洗澡、就医等基本需求上，它所指向的是体面的、有尊严、有乐趣的康养生活。

而将专业服务引入居家场景，也不是仅仅为了给儿女松绑，更重要的是让父母和子女实现一种幸福的平衡。但这也意味着，养老服务必须是多样化、针对性的。

在这样的现实下，改变已经悄然开始，而首先被改变的是观念。与“坐等老去”相比，那些掌握一定财富的人，开始从被动养老向主动康养做出转变，并更加重视自身资产的再配置和管理。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当前，在国家鼓励政策不断出台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入养老行业，而随着行业内的规范，国企、央企、民企等的不断加入都为养老产业的布局和铺陈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市场化的养老解决方案，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一送了之”，从形态上越来越朝着多样化、长周期、康养合一的综合性社区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