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家中有80多岁的独居老人,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主任章晓联对“上有老下有小”背后的艰辛深有感触,格外关注养老问题。
随着数字化持续发展和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横亘于数字化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银色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一直被寄予厚望的智慧养老虽已破题,但发展应用水平仍较低。“智能化监测、紧急呼救设备的加装改造并未使其在居家养老中真正得到广泛使用,无法及时有效应对突发情况。”章晓联说。
章晓联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组数据中看到了众多跟她处境类似的人:截至2023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9697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有2167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4%。“产品设计不亲老,意愿开发不充分。”章晓联调研发现,智慧养老产品开发过于注重技术革新,忽视了老年人群身体机能、认知水平等因素,导致功能实用性不足、操作性和交互性差等问题。老年人年龄大,易出现忘记佩戴呼救设备、紧急情况下因操作程序复杂无法求救或无法触碰到家中应急按钮等情况,导致不能第一时间呼救,错失最佳救治时间。同时,因政府补贴较少、产品价格偏高、操作相对复杂、后续响应服务跟不上等因素,老年人对使用智能健康设备的意愿也不高。
在资源整合和政府统筹方面,章晓联也发现了问题:
一是运行机制不完善、不顺畅。老年人紧急呼救后,由谁来做第一响应、响应后如何与医疗机构对接、相关费用是否可医保报销、多人同时呼叫时如何应对等相关的具体制度规范尚未真正建立,责任主体不明晰,路径模糊,应急预案也准备不足。
二是服务设施建设不均衡、不充分。老旧小区服务设施设置分散,缺乏整体性规划,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分布也不均衡。建设的滞后、技术更新的缓慢、专业医务人员的短缺,限制了呼救应急服务的接纳能力。
三是资源共享不完整、不高效。智慧健康养老平台已建立,但应用场景很单一,数据整合利用的能力很薄弱,无法进行有效数据分析、智能化决策、个性化服务提供。同时,专业养老机构配备齐全的智慧化设备,且拥有足够的专业人才,但没能打通资源共享渠道,未能在紧急救助过程中起到实质性作用,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目前,政府购买仍是社区居家养老及智慧养老的主要模式,但容易受地方财政情况和政策影响。老年人消费力较低,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不高,老年产业市场份额占比少,投资周期长,前期投入较大,涉足该领域企业的获利周期相对较长。章晓联坦言,社会资本进入意愿低,难以持续推进智慧养老服务的优质化发展。
章晓联建议,加强链条设计,贯通协同机制,首要任务是厘清部门责任,具体来讲,就是要梳理紧急呼救设备设计和加装、呼救后第一时间响应、居家紧急救治方案制订、送医渠道、送医后医保报销、救治后的回访监测等各环节的主体责任。
她呼吁,支持符合条件的公立机构及社会机构承担应急救治任务。积极探索企业运营模式,鼓励形成社会机构融资筹钱的机制,提高协调能力,建立“政府补贴+社会资本引入+家庭支付”的商业运行体系。
搭建统一平台,实现资源共享,这是智慧养老的基础性条件。可通过智慧养老信息归总,实现养老信息互联互通,达成老人需求与服务供给方面的信息对称。章晓联给出了具体操作路径,如导入老年人口信息,方便政府、社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相应社会机构获取老年人的健康情况、既往病史、用药禁忌、紧急呼救历史等信息;导入区域内各类公立医院、私立医疗机构、养老机构信息,构建“居家老人紧急救治地图”,形成“20分钟服务响应圈”。在她看来,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有效补齐基层服务能力不足的短板,降低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综合成本,完善居家、社区、医疗、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