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中叶，全世界普遍担心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一些发达国家甚至斥巨资支持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1966 年第21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211 号决议，要求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在人口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1969 年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United Nations Fund for Population Activities）成立，其目的是为了支持和推动发展中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同时迫于国内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我国从20 世纪70 年代初期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快速增长，取得显著成效。迈入21 世纪，中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自2000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aging society）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为了及时应对人口结构性问题，国家在2013 年底放开了“单独二孩”政策，随后又放开了“全面二孩”和“全面三孩”政策。但妇女生育率不仅没能明显反弹，反而出现大幅度下降，2022 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困扰中国数百年的人口数量压力似乎在一夜之间转变为人口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会长期持续下去，而且压力会越来越大。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问题，它将是中国政府、社会、家庭和每个中国人在本世纪内面临的新挑战。本文将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及家庭养老可能面临的挑战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01

人口老龄化实际上是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出生率下降带来人口性别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这被称为年龄结构的底部老化，也叫少子老龄化；由死亡率下降或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带来金字塔顶部扩大，被称为人口年龄结构的顶部老化。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共同下降会加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

尽管1980年正式提出“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但是由于这一政策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撞车”，导致80 年代生育率出现了小幅反弹，而1984 年提出的“开口子”政策 ，导致生育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反弹。出生率最高点出现在1987 年，为23.3‰，总和生育率为2.6。1982 年到1991 年的十年共计出生了2.3 亿人口，出生率平均值达到21.4‰，人口增长了1.6 亿人，这可以看成是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 。

出乎意料的是，进入90 年代，出生率出现了第二次大幅度下降，1992年前后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并持续处于低生育水平， 甚至出现过低于1.5 的超低生育水平（乔晓春，2023） 。2013 年底政府出台了“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结果是生育率大大低于预期（乔晓春，2015），随后在2015 年底果断出台了“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促使2016 年出生率和出生人口出现小幅反弹。

但此后出生率和出生人口双双出现断崖式下降，2022 年出生率降到6.8‰，出生人口仅为956 万人，是自1949 年以来首次低于1000 万人，且当年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是自1960 年以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2023 年出生率继续下降到6.4‰，新出生902 万人，死亡率为7.9‰，死亡1110 万人，人口比上年减少了208 万人，继续呈现负增长 。

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或者生育水平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表1 给出了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以及最近两年全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这里，最年轻的人口结构出现在1964 年，当时0—14 岁人口占全部人口的40.7%，全国有一半人口的年龄（年龄中位数）低于20 岁，65 岁及以上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3.6%，仍属于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 。

02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为我们提供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最新数据，由此可以描述和揭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点。

（一）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巨大

2020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在省际间存在巨大差异。如果按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大到小排序，排在第一位的是辽宁，老年人口占25.7%；其次是上海，占23.4%；排在第三和第四位的是黑龙江（23.2%）和吉林（23.1%），紧接着是重庆（21.9%）、江苏（21.8%）和四川（21.7%）；排在倒数第一和第二位的是西藏（8.5%）和新疆（11.3%）。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城乡差异巨大。全国城市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15.5%，镇为16.4%，而乡村为23.8%，乡村比城市高出8.3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乡村的老龄化程度要远远高于城市，老龄问题也更为严重。

分析发现，中国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上海、重庆、四川和江苏。东北三省老龄化水平高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东北三省生育率在全国一直处于最低，以及近年来大量年轻人口外流；上海是中国生育率下降最早和生育水平最低的城市；而重庆、四川和江苏老龄化水平比较高，令人费解但有迹可循（当时重庆还没有成为直辖市，仍然是四川省的一个市）。如果了解新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会发现1984 年以后国家推行“开口子”政策时，四川和江苏是除了三个直辖市以外没有放开生育政策、继续坚持“一孩政策”的省份。正是因为这两个省执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再加上后期年轻人外出打工，导致这两个省无论是省级人口老龄化水平，省内农村老龄化水平和城乡老龄化水平差异在全国都非常大。这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在老龄化过程中已经显现出来了。

（二）空巢老人户占比非常高

202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全国4.94 亿家庭户中，1.74 亿家庭户有老年人居住（称为老年家庭户或老年户），老年户占全部家庭户的比例为35.3%。在老年户中，老年人独自一人居住的有3729 万户，占老年户的21.4%；一对夫妇独立居住的有4090 万户，占老年户的23.4%；老年人（包括一个老人或两个老年夫妇）只与未成年人（绝大多数为孙子女）居住的有489 万户，占老年户的2.9%。如果把以上几种情况都归为空巢老人家庭，那么全国空巢老人家庭占老年户的比例为47.7%，几乎接近老年户的一半。如果按城市、镇和乡村分别计算空巢老人家庭占比，城市为45.4%，镇为47.2%，乡村为48.8%，其中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共同居住的比例，城市为1.8%，镇为3.2%，乡村为3.4%。很明显，无论是空巢老人比例还是留守儿童与老人共同居住的比例，村、镇都明显高于城市。

（三）老年人性别差异大

（四）老年人婚姻状况差异大

由于男性老人死亡率高于女性老人，女性老人的丧偶比例会明显高于男性老人，男性老人有配偶比例会高于女性老人。202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 岁及以上男性老人有配偶的比例为63.0%，而女性老人有配偶比例只有36.4%；男性老人丧偶比例为20.7%，女性老人丧偶比例高达62.7%。男性老人中未婚比例为4.4%，而女性则非常低，只有0.4%；男性老人中离婚比例为1.4%，而女性只有0.5%。

不同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在婚姻状况上的差异存在较大变异。比如，60—64 岁男性老年人有配偶比例为78.7%，女性有配偶比例为76.9%，差异并不大；该年龄段男性未婚比例为6.5%，女性只有0.6%，差异巨大。如果看85—89 岁老年人，男性中有配偶的比例为45.3%，而女性有配偶比例只有18.0%；男性丧偶比例为51.8%，女性为81.4%，男女婚姻状况差异较60—64 岁年龄段明显扩大。

（五）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城乡差异巨大

202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来自离退休金/养老金和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比例最高，分别为34.7%和32.7%；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收入生活的占22.0%，主要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的占全部老年人的4.3%。然而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存在巨大城乡差异。首先，城市老年人有近70%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生活，而镇和乡村的比例分别为31.8%和10.4%；其次，乡村中有33.6%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劳动获得生活来源，而这一比例在城市只占7.3%，镇占19.7%；再次，老年人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比例同样是村、镇大大高于城市，乡村比例为41.9%，镇为37.2%，城市只有17.3%；最后，由于乡村经济条件普遍不如城市，乡村老年人获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比例明显高于城市老年人，城乡分别为1.5%和6.4%，镇处于二者之间，比例为4.1%。

（六）老年人的居住状况存在差异

2020 年全国人口普查专门询问了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居住状况，选项包括与配偶和子女同住、与配偶同住、与子女同住、独居（分为有保姆或无保姆两种情况）、住养老机构和其他。数据显示：（1）老年人与配偶同住最为普遍，男性和女性老年人与配偶同住的比例分别为48.2%和39.5%，男性比例高于女性；（2）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女性高于男性，女性为22.9%，男性为9.8%；（3）与配偶和子女同住比例男性高于女性，男性为26.2%，女性为20.3%；（4）女性独居的比例高于男性，女性为13.2%，男性为10.7%，这主要是女性丧偶比例高于男性导致的结果；（5）男性老人住在养老机构的比例只有0.87%，女性老人仅为0.60%，男女合计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为0.73%，由此估计得到全国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共计191.9 万人（95%置信区间为191.03 万—192.77 万人）（乔晓春，2022）。这一结果与某些地方政府规划的“9073”或“9064”中3%或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目标相差甚远。

（七）女性老人比男性老人更不健康，年龄越大健康状况越差

2020 年全国人口普查专门针对60 岁及以上老年人询问了身体健康状况，并将其分为健康、基本健康、不健康但生活能够自理、不健康且生活不能自理四种情况。我们可以将健康和基本健康归为一类，称为“健康”，最后一类直接称为“生活不能自理”。数据显示：男性老年人回答健康的比例高于女性，分别为88.1%和86.5%，且差异在统计上显著，而不健康但能自理和生活不能自理比例均是女性高于男性，其中女性老年人中有2.5%生活不能自理，男性老年人中有2.1%生活不能自理，男女合计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为2.3%，由此可以估计出全国60 岁及以上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共计618.7 万人（95%置信区间为617.2 万—620.3 万人）。

（八）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会选择不同的居住方式

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1）男性老年人无论处于哪一种健康状况（分别为健康、基本健康、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不健康且生活不能自理），与配偶共同居住所占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为49.5%，48.6%，42.1%和38.1%；而女性老人只有处于健康或基本健康时才首选与配偶共同居住，所占比例分别为42.5%和39.0%；女性老人在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时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最高，为31.7%，与配偶同住的比例为30.5%；在不健康且生活不能自理时与子女同住的比例高达42.4%，与配偶同住的比例只有23.1%。男女这方面的差异主要还是老年女性丧偶比例大大高于老年男性的结果。

（2）男性老人无论是健康还是不健康都不会有很多人选择与子女同住，但健康状况变差后与子女同住的比例会升高，比如四种健康状态下男性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分别为7.9%、11.3%、14.7%和19.1%，这些比例不仅低于与配偶同住比例，也低于与配偶和子女同住比例；而女性老人则不然，她们更愿意跟子女同住，而且健康状况越差与子女同住的比例越高，四种状态下与子女同住比例分别为19.0%、24.4%、31.7%和42.4%。

（3）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老人独居的比例都不是很高，相对来说处于基本健康和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老人独居比例会更高一些，二者的比例男性分别为12.9%和16.9%，均高于与子女同住比例；女性分别为15.6%和20.3%，均低于与子女同住比例；而处于健康或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独居比例则相对较低，男性分别为8.6%和6.8%，女性分别为10.3%和9.5%。

（4）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很多都住进了养老机构，其中男性生活不能自理老人住在养老机构的比例为8.5%，女性为8.1%，而全国男性老人住在养老机构的比例只占男性老年人的0.87%，女性仅占0.60%。

（5）无论处于哪种健康状况，女性独居比例都会略高于男性，比如四种健康状况下男性独居比例分别为8.6%、12.9%、16.9%和6.8%，女性分别为10.3%、15.6%、20.3%和9.5%，原因是女性老人独立生活能力要好于男性老人，以及女性丧偶比例较高。

03

由于实行计划生育，20 世纪70 年代和90 年代中国出现了两次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这个结果会逐渐传递到人口年龄结构上。生育率下降所积累起来的“势能”在未来将逐步转化为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动能”而被释放出来。生育率在短期内下降的幅度越大，意味着未来某一段时间内老龄化速度上升得越快。下文通过人口预测来展示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

（一）基础数据和参数设定

本次人口预测使用的是由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的PADIS-INT 软件。预测的起始时间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参照时间，即2020 年11 月1 日，所需基础数据全部来自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包括按性别和年龄分的人口数、分年龄生育率、按性别和年龄分的死亡率。由于直接调查得到的死亡率偏低，所以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 年分性别平均预期寿命（男性为75.37 岁，女性为80.88 岁）与联合国调整的Coale 和Demany 区域模型生命表的西区模式相结合得出修正后的分性别和分年龄的死亡率。预测设置高、中、低三个方案，每个方案分别设定未来各年总和生育率、生育模式、0 岁人均预期寿命、死亡模式和出生婴儿性别比。预测时间节点为11 月1 日，时间跨度从2020 年起到2070 年，共计50 年。具体的方案设定为：

（1）总和生育率起始年（即从2019 年11 月1 日到2020 年10 月31 日）为1.31，所有方案在2021 和2022年设定的是已经发生的真实结果，即1.16 和1.06（乔晓春，2023），2023 年以后三个方案出现差异。其中，中方案从2021 年开始到2025 年生育率持续下降到1.01，然后开始逐步反弹，到2070 年为1.46；低方案在2034 年之前与中方案一致，到2034 年时总和生育率为1.1，并保持长期不变；高方案是2023 年总和生育率反弹到1.18，然后在2029 年达到1.6，并长期保持不变。

（2）生育模式使用的是2020 年普查得出的普查前一年的分年龄生育率，并将其做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

（3）人均预期寿命起始年男性为75.37 岁，女性为80.88 岁。预期寿命的估计仍然遵循logistic 增长趋势，只是对预期寿命极限值设定不同的方案，并通过对真实数据做logistic 模拟，得出三种预测结果，其中低方案到2070 年男性预期寿命为82.39 岁，女性为89.01 岁；中方案到2070 年男性为85.79 岁，女性为93.63 岁；高方案到2070 年男性为86.25 岁，女性为94.51 岁。

（4）死亡模式使用的是Coale 模型生命表的西区模式。

（5）出生婴儿性别比只采用一个方案，即设定为从2020 年的112 开始逐年下降，到2028 年达到105 的正常水平，并长期保持不变。

（二）总人口预测结果

2020 年11 月1 日全国总人口为141178 万人。预测结果显示，2021 年中国人口达到峰值，2022 年第一次出现人口规模下降 ，而且三个方案人口规模均持续下降。

到2050 年，高、中、低三个方案的总人口分别为135992 万、126757 万和123538 万人；三个方案总人口在未来的30 年分别减少了5186 万、14421 万和17640 万人。到2070 年三个方案的总人口分别为120797 万、104576 万和95992 万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在50 年后按照中方案预测约只剩10 亿人，而按低方案预测不到10 亿人。在2020 年到2070 年的50 年时间里，三个方案的中国人口将分别减少20381 万、36602 万和45186 万，即人口将净减少约2 亿—4.5 亿人。

（三）人口变动预测结果

人口变动包括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中方案预测结果显示（见图4）：（1）未来50年的出生率一直在4.7‰ 到7.7‰的低水平上波动；（2）死亡率由于受到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影响，从2020 年的7.0‰开始逐年上升到2030 年的8.7‰，2050 年为12.4‰，2070 年达到15.0‰；（3）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22 年开始进入负增长，出现持续的、长达50 年的负增长，负增长幅度不断加剧，2022 年为-0.6‰,2030 年为-3.1‰,2050 年为-6.8‰，到2070 年将达到-9.2‰。可以看出，中国未来人口负增长很难逆转。

（四）未来人口老龄化增速

由于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已经接近极限值，继续下降的空间很小。尽管未来的出生率可能会出现小幅波动，出生人数会随着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而出现相应减少，但减少的幅度也不会很大。从现在开始，金字塔底部老龄化作用将减弱，而死亡率，特别是老年人死亡率的迅速下降会使得顶部老龄化作用越来越强，但如果寿命存在极限的话，顶部老龄化作用会随时间的推移最终也将逐渐消失。

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增长速度与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时各年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化完全一致。1961 年出生的人于2021 年进入老年人行列。因为当年出生的人口只有1190 万，所以2021 年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只有0.8%。1962 年出生了2464 万人，他们在2022 年进入老年，从而导致2022 年老年人增长速度急速上升到3.8%，而最高峰的1963 年全国出生了2959 万人，他们在2023 年进入老年，当年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也是最高的，达到6.0%。

由于随后的出生人口逐年下降，每年老年人口增长速度也随之逐步下降。因为1967 年出生人口是一个相对低点，所以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在2027年也成为低点，增长速度为3.1%。此后上升到4%以上。2030 年老年人口增长速度为3.8%，此后增长速度出现断崖式下降，到2037 年只有1.0%，此后几年在1.0%左右出现小幅波动，从2046 年开始增长速度再次出现小规模上涨，这与1986 年后出现的短期出生高峰有关。这次上涨将持续到2051 年，此后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再次出现断崖式下降，这与20 世纪90 年代出生人口的断崖式下降有直接关系。

然而，这次老年人口增长速度下降将最终导致在2056 年以后出现老年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老年人口负增长一直持续到2068 年，此后的2069 年和2070 年基本上反弹回零增长。基于2010 年以后出生人口数量判断，到2070 年以后，老年人口增长速度绝大多数时间都会是负增长，个别年份会转为正增长，但基本上是在零增长附近上下小幅波动。

尽管老年人口数量从2055 年以后出现下降，但是由于总人口也在下降，从而导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或老龄化率仍然是逐年上升的。数据显示，老龄化率年增长百分点未来一直都是正值，但增长百分点的波动与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波动是一致的，即从2022 年到2036 年增幅比较高，后来有所回落，到后期又有短期的提升，最后是再下降、再回升。不同的是，老年人口比例年增长百分点的波动幅度要比老年人口数量增长速度波动幅度小得多。

总之，从2022 年到2036 年是中国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时期，从2037 年到2051 年属于中速增长时期，从2052 年一直到2063 年为老年人口增长快速递减期，这期间增长速度从正值转为负值，从2056 年到2068 年为老年人口数量减少期。尽管从2068 年以后老年人口再次转为正增长，但增长的规模有限，而且未来老年人口增长率会在0 附近上下小幅波动，而且这种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如果把老年人口绝对数增长称为“绝对老龄化”的话，意味着中国人口的绝对老龄化到2055 年就终止了。尽管在未来30 年之后老年人口增长速度会比较慢，甚至会出现负增长，但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会不断上升，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将长期持续下去。如果把老年人口占比的不断提高称为“相对老龄化”的话，意味着中国的相对老龄化将在更长的时间内存在。然而，由于老年人口规模的增加在后期大幅度减速，甚至出现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带来的压力。

由于老年人死亡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会出现年龄越大人口增长速度越快的情况。我们来看未来80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数量和比例的变化。图6 给出了人口预测得出的未来每5 年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和80 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平均增长速度的结果。可以看出，80 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大大高于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增长速度。从2030 年到2035 年，高龄老人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最高点，为6.90%，比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平均增长速度最高点的3.86%还高出了3.04个百分点。高龄老人年平均增长速度的第二个高点将出现在2041—2045 年，为5.40%，第三个高点将出现在2070 年，为2.68%。很明显，这三个高点与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在时间上是完全对应的。高龄老人增长速度大大快于老年人的增长速度，使得未来高龄老人数量、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比例、高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都会快速提升。这说明，从现在开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不仅在快速老龄化，更重要的是还在高速高龄化，这将给未来应对老龄问题带来更大的挑战。

尽管政府在努力鼓励生育，但根据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中国目前如此低的生育水平在未来将很难出现明显反弹。全球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很快（Oeppen and Waupel，2002），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的提升也符合这一趋势（国家统计局，2022），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明显的基因或生物学突破，中国未来人口预期寿命变化也相对稳定，这意味着中国未来人口发展具有非常大的确定性，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过程也是确定的，尽管由于某些微小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本预测存在一些偏差，但偏差不会很大。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进程基本上已成定局，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要承认这一事实，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潜在问题和面临的挑战。